一、本報創立沿革和經營過程



民國三十五年，臺灣的報業吹起昂揚的號角，二十八家報社相繼成立，讓整個臺灣言論市場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就在這一年，「臺灣時報」躬逢其盛，前身就是在臺灣花蓮創辦的「東臺日報」，當時的發行人是陳篤光，因為在三十六年三月四日發行日文版專刊報導「新華民國」，不久，改由花蓮縣議員吳萬恭接任，仍以民營報社型態獨資經營。



五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東臺日報」遷往臺灣彰化，更名為「中興日報」。五十六年改為「臺灣日報」，由夏曉華收購經營，改名為「臺灣晚報」，發行人由唐隸接任，在員林印報，彰化市發行。



六十年二月間，「臺灣晚報」向內政部申請變更登記核准後，於三月底召開發起人會議，四月五日在高雄市成立「臺灣時報籌備處」，同時租下中正四路一六七號一棟五層大樓，正式展開遷移高雄的籌備工作。六月十八日首次召開股東大會，通過公司章程，選舉董監事組成第一屆董事會，推選吳基福為首任董事長，聘夏曉華為發行人，報社進行改組，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創辦「臺灣時報」。從此，一份左右臺灣輿論的民營報紙正式創刊，立即受到政界、輿論界和全國社會的矚目。



臺灣時報總社設在高雄，報導翔實，言論公正，強調南北平衡、堅持本土路線，發行後在南部受到廣大讀者的迴響。為配合報份快速地大幅飆昇，六十一年九月在高雄鳳山市中山西路三八０號興建印報廠。



六十二年二月第一期工程完成，編輯部和工務部同時遷入印報廠新廈作業。



六十五年六月一日，本報擴建新廠房落成，向日本東京機械公司購進高速彩色輪轉機亦安裝完成啟用。從這個階段開始，結束了老技術的鉛版印報作業，全部改以照相製版印刷報紙。



六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本報姊妹報「遠東時報」在美國舊金山創刊發行，同時啟用越洋高性能雙向文字傳真機，強化本報與美國之間的新聞報導交流。



七十一年五月一日，由於轉投資在美國創辦的遠東時報發生財務危機，董事會為力求圖存，度過難關，因而進行改組，公推常務董事王玉發先生接任董事長。



王董事長是臺灣著名的企業家，善於經營管理，挾著雄厚的財力和放手經營報業的雄心壯志，讓本報得以安度財務危機的難關，重新出發，至此，為臺灣時報開創出嶄新的局面。在王董事長卓越的領導之下，實施現代化管理制度，重視報社同仁的工作績效，從編輯作業、採訪報導，一直到廣告和發行業務的營運，採取多項改進措施，很快地讓本報轉虧為盈。同時，購置位於高雄市中山一路一一０號（中山、中正路大圓環邊）大樓，裝修改設為「臺灣時報總社」，於七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慶祝遷高發行十五週年社慶同時落成啟用。



七十七年一月，解嚴、報禁開放之後，本報因為長期以來建立為民喉舌、不畏威權體制、疾言批評時政的口碑，一本公正、客觀、超然的編採政策，敢言人所不敢言，關懷弱勢族群的聲音，尊重社會各階層的需求，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與信賴，在讀者的真心力挺之下，發行業務持續走紅，與其他報業相較呈現一枝獨秀快速成長的局面。為了配合蒸蒸日上的報份發行和廣告業務的發展，同年初在高楠公路旁購地興建佔地三千五百坪的高雄印報廠，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邀請美國懷俄明州州長蘇利文、懷大校長羅來克聯合剪綵，正式按鈕啟用。



高雄印報廠建地七百坪，是三層專業大樓，同時購置美國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報機三部，西德最新巨型彩色雷射分色機二臺，西德電腦自動傳版機雙相收發各二部，日本寫研新聞專業電腦排版系統三套等現代化新設備。





北部為臺灣政經重心，為了讓政府各部門和公務機關便於取得本報翔實的報導以及服務北部讀者，在兼顧北部送報時間「零時差」的考量下，繼高雄印報廠落成後，續在五股工業區內興建佔地一千二百坪臺北印報廠，安裝美國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報機二部，於七十八年十月底落成啟用。為加強服務中部地區讀者，在臺中工業區內購地一千五百坪，興建臺中印報廠。



八十六年，本報正式啟用電腦檢排系統。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網路科技突飛猛進，牽動報紙作業產生革命性的變化，本報採用啟旋新聞排版系統，全面完成電腦化建制，與時俱進，所有編採同仁全部人手一機進入電腦化作業，加入了全球電子化、數位化的報業新戰場。而全面電腦化也讓本報在新聞版面編排上，更能掌握新聞時效，進而讓讀者得到更即時性的第一手訊息。



同年十一月，本報全面改版，改為全彩的印刷，而這也是全國第一份連同標題和圖片都是彩色印刷的報紙，呈現更具有質感的視覺享受，除了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之外，也正式告別臺灣綜合性報紙五十多年的黑白歲月，扮演報業進入全彩世紀的領航者。



二、突破威權枷鎖撼動黨國體制



戒嚴時期「黨國一體」的體制，國民黨政府藉由掌握媒體資源分配權和報業所有權，除了輕易控制新聞言論報導的方向之外，就連報業的人事權也介入安排。當時，威權政府實施掌控報業的手段，包括：



一、國民黨政府掌握報紙用紙張、政府廣告，藉此對順從與違逆的媒體進行獎懲。



二、戒嚴時期前實施報禁，臺灣報業一直維持只有三十一家的局面。但是，其中光是黨政軍直營的報紙就有十五家；而民營的十六家報紙當中，也是大多由與執政黨關系密切的人士所經營，但報紙的經營權卻受到黨政軍的完全操縱，如果報社突然有不利於政府的言論出現，可能就會發生政府介入要求報業經營者轉讓所有權的情況，當時，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有李萬居的「公論報」，而傅朝樞的「臺灣日報」在戒嚴時期也因此成為軍方的報紙。



在這種報業的白色恐怖之下，多數報業為了生存只好選擇向執政當局示好，充當黨政軍的傳聲筒。但臺灣時報在這樣肅然的政治環境中，卻始終堅持民主自由，突破執政當局的枷鎖，相當支持有利於臺灣民主發展的黨外運動，因而本報自威權體制時代起，就建立起「監督政府的在野報」的風格，實際透過社論和新聞報導，堅持臺灣時報六十年來的一貫風格，就是「無黨派」、「獨立報」。



例如，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爆發的「美麗島事件」，震驚國內外，由於事發地點是在高雄中山路、中正路口的大圓環，本報因地緣之便，全程見證這個撼動臺灣未來民主發展的民主運動。



但本報不畏強權，突破黨政軍、憲警調的重重封鎖，冒著被「抄報」的危機，率先刊登兩幀憲警與民眾嚴重衝突的暴力照片。



就算到了事件爆發之後，黨政軍對這些推動民主運動的先賢展開緝捕行動，每逮捕一位黨外人士，臺灣媒體和報紙同業都報導各地燃放鞭炮的慶祝新聞，當時只有臺灣時報秉持哀衿勿喜的心境，在六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實際上以「寬大為懷、獨立審判」的社論，認為在寬大為懷和獨立審判的兩大基本原則之下，處理此一不幸事件，一者法律尊嚴得以維持，再者民眾對政府的向心力得以加強。



三、報禁解除後堅持社會公器



民國七十七年，政府解除不准報紙新設、每天篇幅不得超過三大張（十二頁）的禁令，為新聞媒體自由化樹立裡程碑。報禁解除將報紙業務移由行政院新聞局掌理之後，開放受理新報社之登記申請，報紙張數及印刷數量也不再限制了，一時之間，報紙家數如雨後春筍般增加，八十五年的全盛時期登記申設的總計就有三、四百家之多，就算實際發行的報紙也多達五十餘家，發行張數亦大幅增加至十餘張。



從民國七十七年解除報禁至九十五年的十八個年頭當中，報紙的經營卻更加困難。一直到現在九十五年為止，每天發行的報紙持續萎縮到僅剩下二十來家。因為報禁解除相對增加報業之間的競爭，這原本有助於增進社會公眾的福祉，但十八年來新聞媒體的整體表現，質量並未隨著同業競爭而增加。甚至，以報業經營者的角度來看，並未因為報禁解除之後讓報紙同業共同「把餅做大」，共同分享報業市場擴大之後共享廣告和報份增加的榮景，相對地，十八年來的報業市場並未擴大，變成「吃掉你一份報紙，我纔能成長一份發行量；吃掉你一個廣告，我纔能增加一個廣告主」的惡性競爭。



在此情況之下，報禁解除之後的臺灣報業，不要說有影響力的報紙屈指可數，報業要能支橕下去，已經是慘澹經營，否則，就會面臨關報社的命運。而十八年來也陸續有一些曾經風光一時的報紙如中時晚報、中央日報、臺灣日報、民生報等紛紛走上停刊的命運。



臺灣時報由戒嚴時期在後山花蓮出刊開始，接著轉戰中部地區，最後落腳高雄達三十五年以來，由地方報開始經營至今天成為全國性報紙，戰勝報業競爭的壓力，走過篳路藍縷的報業成長史，就是因為在臺灣解嚴之後，本報在王玉發董事長堅持「社會公器」、不為私利服務的一貫風格，獲得讀者的肯定。



而相較於報禁時期就大力支持民主運動，報禁解除之後，本報持續關心臺灣民主的發展，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倡議正副總統、臺灣省長和臺北、高雄兩個直轄市長必須由民選產生。在解嚴之初，政治氣氛尚未完全明朗，一黨獨大的情勢仍然根深蒂固，但本報堅持新聞自由的立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因而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



近年來臺灣報業發展面臨網路媒體和電視新聞兩路夾殺，廣告市場規模的分食效應，加上閱報人口逐年下降，整體經濟不景氣，民眾購買報紙的意願也相對降低，使得媒體經營陷入空前困境，如何調整經營策略和計畫，讓臺灣時報永續經營，成為未來發展的重大思考方向。



而臺灣時報多年來一直秉持公正、公平、客觀原則，版面呈現完全符合王玉發董事長揭櫫「臺灣人關心臺灣，臺灣人看臺灣時報，談臺灣事」的辦報宗旨。未來仍將堅持愛自由、愛民主、愛國家、愛本土的原則和信念，維持超然獨立無黨派的特色，發揮輿論功能，堅守媒體的天職。



四、媒體重新洗牌南部第一大報



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電子媒體和網路媒體在新聞界竄起，大致上說來，臺灣傳統報業和全球各國的報紙同業都一樣，遭到網際網路及廣電媒體的競爭，面臨閱報率下降、廣告量銳減等生死存亡的壓力，市場競爭壓力更勝於以往。



而臺灣報業除了面臨電視及網路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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