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人間正道是滄桑；驀然回首，我們已經走過一段曲折的歷程，而將足跡深深鐫印在歷史的深層——河南博物院自1927年創建以來，經歷了數十年的風風雨雨，傾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如今，她伴隨著民族的振興、祖國的強盛，正逐步走向輝煌，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河南博物院的發展，引人自豪，催人奮進。它作為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將永遠銘記史冊。

一、從河南博物館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國歷史上創建較早的博物館之一。早在1927年6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將軍在治豫政綱中就提出了“教育為立國根本要政”的主張，並身體力行，極力扶持文化教育事業。同年7月，在馮玉祥將軍的親切關懷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須靜、徐金泉、何日章三人為河南博物館籌備委員，隸屬省教育廳，指定開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學校校捨為館址(即今開封市三聖廟街)，是為河南博物院發韌之始。

然而，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館，從其誕生之日起，便隨著時局的動蕩，走上了一條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為表現各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宣傳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將河南博物館改名為“民族博物院”，並改由省政府直接領導，同時劃撥劉師古堂充公遺產的一部分為專款，限期開放。民族博物院以“啟發民眾知識文明、激增命思想、促進社會文明”為辦院宗旨，廣泛征集歷史、自然科學、農業、藝術、生理衛生等方面的實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況下，大量運用模型等手段，成功舉辦了第一次陳列展覽。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將“民族博物院”恢復為“河南博物館”，並確定為社會教育機關，直屬省教育廳領導。12月23日教育廳委任關百益為館長，並收回民眾師范房捨為古物陳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廳又頒布了《河南博物館組織條例》，其中明確博物館的宗旨為：“一、發揚固有文化；二、提倡學術研究；三、增長民眾知識；四、促進社會文明”。同時設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兩個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廳廳長、教育廳廳長、河南大學校長、博物館館長等組成的7人理事會，將原民族博物院的19個陳列室調整為7個，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飾和模型，充實了歷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間，是河南博物館空前發展的時期，藏品中的歷史文物最為豐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點，而且湧現出以關百益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員。從此，河南博物館名聲鵲起，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贊譽。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大肆侵入。為避免文物被毀，館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運重慶，工作處於停滯狀態。1940年日偽期間，河南博物館被更名為“河南省立博物館”，下設事務部、保館部、研究部等。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河南省政府派謝孟剛為接收委員，接收了日偽當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館，但終因解放戰爭的爆發，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經濟嚴重匱乏，經費拮據，博物館步履維艱。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一舉解放了古都開封。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和文博事業，立即成立了以趙乾亭為主的三人管理小組，進駐博物館，整飭館務。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廳廳長曲乃生兼任館長，開始組織人員，整理文物、展室，修繕房捨、設施，進行業務活動，博物館再次出現生機，蓬勃發展。

1953年，根據中央文化部頒發的《對地方博物館的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的意見》，河南省博物館被確定為地志性博物館。1961年，河南省博物館由開封遷至省會鄭州，有了較好的陳列展覽場地。然而，正當博物館有計劃、有秩序地全面開展各項業務活動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館組織癱瘓，業務荒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河南省博物館漸入佳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尤其是進入80年代，博物館力量不斷壯大，機構設置趨於合理，設立了陳列部、保管部、社會教育 部、圖書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編輯部、辦公室、行管科、保衛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崗位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博物館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滄桑更迭。歷史的車輪駛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際間日益頻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業的飛速發展，進一步促進帶動了全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由於河南省博物館建築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突擊在鄭州興建的，它無論在建築形式、建築規模、還是在內部設施上，都很難適應今天博物館日益發展的需要。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領導高瞻遠矚，決定“八五”期間在省會鄭州建設一座具有當今先進水平的現代化博物館。1991年秋，根據李瑞環同志的有關指示，經原省委書記侯宗賓、原省長李長春等領導同志的積極爭取，國務院決定由國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資籌建新館捨。

新館位於鄭州市農業路中段，佔地10 餘萬平方米，建築面積7.8萬平方米，累計投資近3億元人民幣，歷時5年建成。主體展館位於院區中央，呈金字塔形，後為文物庫房，四隅分布有電教樓、綜合服務樓、辦公樓、培訓樓等。整體建築結構嚴謹、氣勢宏偉，造型古朴典雅，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也體現了中原文化的特點。

按照國家級現代化博物館的要求，新館內部設施完善，功能齊全。內有自動消防系統、安防監控系統、辦公自動化管理系統、文物保護系統、電教系統、樓宇自動化系統等設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決定，將中原石刻藝術館與河南省博物館合並，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館事業發展的一個裡程碑，也是中國博物館發展史上的一樁盛事。

二、從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館

河南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文物豐富，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就在片遼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絢麗多彩的古代文化，這就為河南博物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河南博物院創建之初，就十分重視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於當時缺泛經驗，博物館工作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單純的"網羅珍奇"，藏品頗為復雜，而且良莠不齊。

1930年至1936年間，是舊河南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的繁榮時期，無論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對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關百益先生的帶領下，先後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員會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鄭出土的春秋銅器，1925年11月鄢陵城關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陽等地的歷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後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書畫及現代藝術品，從而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博物館藏品的數量和質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掘，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擁有的藏品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鍾等；登封縣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捨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體石經、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贊揚。當時曾有這樣的評論：“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確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館工作人員以滿腔的愛國熱忱和高度的責任心，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運漢口，存放於法國租界。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於漢口的文物又輾轉運至重慶，從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壞。而存留於開封的文物，在開封淪陷後，大部分銅器、鐵器下落不明。存放於重慶的68箱文物，於1949年11月，由國民黨政府挑選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圖書1450套（冊）運往臺灣。至此，河南博物館元氣大傷，苦心經營20餘年的文物大館，已無精品可言，博物館名存實亡。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時，佔地利，重整旗鼓，大力開展文物征集工作，通過調查、收購、接受捐贈、發掘、揀選、調撥等，很快恢復了元氣。而且，館藏文物的數量和質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為止，館藏文物達十萬件，特別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瓷器，享譽世界，具有較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如鄭州的大河村遺址出的新石器彩陶、臨汝出土的彩繪鸛魚石斧圖陶缸、鄭州窯藏青銅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國青銅器、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銅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銅器、扶溝出土的楚國金銀幣、洛陽唐三彩、汝瓷、鈞瓷等。另外，從1954年開始，博物院還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員，分赴革命老區，進行調查訪問，征集了一大批寶貴的革命文物。同時，還接收了省軍區、省民政廳等單位撥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關資料，其中有許多珍品，如太平天國的布告、義和團的旗幟、吉鴻昌烈士就義時的血衣、彭雪楓烈士的遺物、《響導》周報、《新青年》雜志、《紅旗報》、《中州評論》、《拂曉報》等。

近十年，隨著文物工作的不斷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終於重見天日，再現風采。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設，發揮河南文物大省的優勢，從不同側面再現燦爛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廳、文物局大力支持和關懷下，又陸續從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單位征調一大批文物精品。這些文物精品，猶如鑲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顆顆明珠，放射出斑斕璀燦的光華，它必將以無窮的魅力，吸引無數海內外的觀光客。

三、從《民族模型陳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陳列展覽是各項業務工作的中心環節。河南博物院創建伊始，就圍繞這個中心開展工作。"民族博物館"時期的《民族模型展覽》，是河南博物院歷史上舉辦的第一次陳列展覽。陳列以塑像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後，引起了當時開封各階層和市民的轟動，"參觀者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館"時期，在廣泛收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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